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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北京商报
10月的银行可转债市场，正上演着双线剧情。一边是浦发银行凭借中国移动、东方资产、信达投资等“白衣骑士”的转股增持，在500亿元转债到期前实现超七成转股率，缓解兑付压力；另一边是全市场超半数存续银行可转债转股率近乎为0%，“冷热”分化显著。这背后，既有优质银行依托机构增持、基本面支撑实现转股突围的主动破局，也有中小银行受困于正股“破净”、投资者信心不足的被动承压。
分析人士称，未来银行可转债转股率“强者恒强、弱者愈弱”的分化格局会进一步凸显，不同类型银行的转股能力与资本补充路径将呈现显著差异，需根据自身资源禀赋选择适配路径，才能更高效破解核心一级资本补充难题，避免在市场分化中陷入被动。
“白衣骑士”频频现身
距离浦发银行500亿元可转债到期兑付、摘牌仅剩12天。10月16日，该行发布公告称，截至10月15日，“浦发转债”累计转股金额已达382.51亿元，累计转股股数为30.28亿股，转股比例占浦发转债发行总量的76.5016%。
这一高转股率背后，“白衣骑士”的力挺尤为关键。10月13日，浦发银行披露，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广东有限公司当日将所持5631.454万张浦发转债，以每股12.51元的价格全部转为普通股，共计4.5亿股。转股完成后，中国移动对浦发银行的持股比例从17.00%升至18.18%，完成整数倍增持，成为浦发转债到期前的又一重要转股动作。
事实上，今年以来浦发转债的资本动向格外密集，除中国移动外，多路机构均通过转股方式增持。9月30日，浦发银行公告显示，基于对浦发银行未来经营发展的信心，东方资产及其控制的一致行动人通过二级市场购入普通股及可转债转股的形式增持该行股份。截至9月19日，东方资产持有浦发银行约9.39亿股股份，占该行总股本的3.03%。而到9月29日，其持股数量已增至10.73亿股，持股比例为3.44%，另持有该行可转债860万张。
更早的6月，信达投资更是以“3天闪电操作”完成浦发转债的增持与转股，快速跻身浦发银行股东行列。6月25日，信达证券管理的信丰1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系统累计增持近1.18亿张浦发转债，占发行总量的23.57%；6月26日，该部分浦发转债全部转让至信达投资账户；6月27日，信达投资随即完成转股，合计转股股数约为9.12亿股，至此推动浦发银行普通股总股本增至302.64亿股，信达投资成功跻身浦发银行股东行列。
对于“白衣骑士”频频现身转股增持的现象，博通咨询首席分析师王蓬博指出，当前银行股整体估值处于历史低位，对于具备长期持有意愿的战略投资者而言，通过转股实现“低价”入股优质全国性股份行，既能获得稳定股息回报，又可分享未来银行估值修复的潜在红利。“此举对浦发银行而言，不仅直接补充了核心一级资本，优化了资本结构，更重要的是，引入重量级股东将显著增强市场信心，改善融资环境，从根源上缓解了到期兑付带来的流动性冲击与声誉风险。”王蓬博直言道。
市场表现“冷热不均”
事实上，从年内表现来看，今年银行可转债市场并不平静，呈现出鲜明的“冷热分化”态势。一方面，多家银行的可转债成功触发强赎条款完成转股，累计涉及发行总额达560亿元；另一方面，仍有大量银行可转债转股进程缓慢，部分可转债转股率仍接近0%。
从顺利退场的案例来看，年内已有5家银行的可转债通过强赎实现退出。8月8日，“齐鲁转债”迎来最后一个交易日，并于8月14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摘牌。
此次触发强制赎回，源于6月3日至7月4日期间，齐鲁银行正股连续15个交易日收盘价不低于“齐鲁转债”当期转股价格（5.00元/股）的130%（含130%），触发强赎条款，该行随后审议通过提前赎回议案。
7月同样是银行可转债退场的集中期，南京银行的“南银转债”因5月13日至6月9日期间，正股连续15个交易日收盘价不低于当期转股价（8.22元/股）的130%，触发可转债赎回条款，于7月18日摘牌。同月，杭州银行的“杭银转债”以99.96%的转股率完成强赎。
更早的2月和3月，成都银行“成银转债”、苏州银行“苏行转债”先后摘牌，转股率分别高达99.94%、99.93%。此外，中信银行400亿元“中信转债”虽未触发强赎，但在今年3月到期兑付前，其控股股东中信金控已于去年3月底将所持263.88亿元转债全部转股，大幅减轻了该行的兑付压力。
与这些顺利退场的案例不同，目前全市场仍存续兴业转债、浦发转债、上银转债、重银转债、青农转债、常银转债、紫银转债等7只银行可转债，除浦发转债、兴业转债外，其余5只转股率均接近0%。以上银转债为例，上海银行2021年1月发行的200亿元可转债，截至2025年9月30日，累计仅2217.40万元完成转股，占发行总量的比例仅为0.1109%。
谈及银行可转债低迷的原因，苏商银行特约研究员薛洪言表示，其核心原因与正股价格、投资者偏好及银行自身经营状况密切相关。“正股价格是最直接的影响因素。当股价长期低于转股价格，投资者一旦转股将面临即时账面亏损，因此缺乏转股动力，这一现象在规模较大、转股溢价率较高的品种中尤为突出。监管政策也形成一定制约，由于转股价不得低于每股净资产，而多数银行股长期‘破净’，导致转股价失去向下修正的空间，削弱了对投资者的吸引力。从资金偏好来看，机构更倾向于将银行可转债作为稳健型资产进行配置，而非博取转股收益。此外，银行自身的经营基本面更是关键，若投资者对其盈利增长和股价前景缺乏信心，转股意愿自然难以提升。”
转股率低迷的负面影响也十分明显。薛洪言指出，转股率长期偏低直接制约了银行通过可转债补充核心一级资本的能力。可转债只有在转换为股票后，才能计入核心一级资本，而该资本是银行抵御风险能力最强的部分。若转股率长期低于1%，大量融资便无法有效转化为资本，进而影响银行信贷投放能力和风险缓冲空间。对那些资本充足率已接近监管底线的银行而言，这一局面将加剧其资本补充压力，甚至限制其业务拓展的可持续性。
在薛洪言看来，当前市场分化本质上是银行正股表现与资本运作能力差异的体现。能够实现强赎的银行，通常具备更稳健的基本面、更有优势的区域经济背景以及更强的促转股意愿，并会采取相应举措积极推动转股。他建议，转股困难的银行需从三方面着力提升：一是改善经营基本面，增强正股吸引力和市场信心；二是结合自身定位优化区域布局，培育新的增长点；三是在政策允许范围内，适时推动转股价下修，并加强投资者沟通，逐步修复市场预期。
探寻多元化资本补充路径
对于银行而言，可转债作为一种“进可攻、退可守”的融资工具，核心价值在于为资本补充提供灵活选项，当正股表现强劲时，通过触发赎回机制实现转股，既能优化资本结构，又能避免到期兑付的现金压力；而当正股表现低迷时，转债则以债券形式存在，为银行提供稳定的债务融资支持。
但在银行可转债市场分化加剧的背景下，单一依赖可转债补充资本的路径已显局限。尤其对转股率低迷的银行而言，探索多元化资本补充方式，成为破解核心一级资本压力的关键。“未来银行可转债转股率‘强者恒强、弱者愈弱’的分化格局会进一步凸显，不同规模银行的转股能力与资本补充路径将呈现显著差异。”金乐函数分析师廖鹤凯表示，国有大行与优质股份行可能通过股价修复或引入战略投资者实现较高转股率，而大多数中小银行因区域经济承压、估值修复乏力等因素影响，转股率可能持续低迷。他强调，不同类型银行需根据自身资源禀赋选择适配路径，才能更高效地破解核心一级资本补充难题，避免在市场分化中陷入被动。
中国（香港）金融衍生品投资研究院院长王红英则表示，对于部分经营状况相对较弱、尚未达到可转债发行标准的银行，仍面临资本补充压力。这类银行可通过发行永续债或通过补充二级资本等方式，增强资本实力和抗风险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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